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山海关外地动山摇，清军从容入关;南方诸省趁着清军与农民军大战之际，建立弘光政权。以当时的局势而言，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三方势力中，李自成的农民军率先被淘汰出局。但对于清军来说局势也并不乐观，虽然他们占领了北京，但并未统一全国。一些既极端仇视李自成，又反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大批原明文官武将及逃避战乱的人民纷纷云集江南，他们中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经过反复酝酿和明争暗斗，首先把福王朱由崧扶上了帝位。当年继续称崇祯十七年，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从实力对比来看，弘光政权明显强于清军。军事方面，拥有数十万带甲兵士，这个数字是清军的数倍;经济方面，南明拥有全国的财赋中心，足可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人心方面，江南官宦、士绅、百姓鼎力支持南明朝廷，誓死捍卫中华正统。 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南明朝廷不到一年时间便灭亡了，这又是为何呢? 不可否认，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时北方战乱严重，江南初安，文武备位，有数十万军队，可直接调动的就有十余万。特别是其矛盾还未暴露时，也是人心所向。 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部仓皇西撤。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由于李自成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大失民望，而清军多次入关肆意抢劫的暴行犹在眼前，在中国最高统治权两度更迭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还是广大民众，都把中国的希望转到了江南。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少数民族起兵灭亡中央政权的情况，北方官僚地主阶级往往渡过长江，与江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重建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五胡十六国的东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金元时期的南宋，都相继在南方建立过政权。 明朝的情况又更为特殊，又或是说更为得天独厚。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南京仍然保留了各个机构，俨然就是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唯独缺少的就是一个皇帝。这些条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祯帝自缢之后，南京就成为重建明政权的最佳地方。 实际上，早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就有一些明朝官员把南京看做是复辟的希望所在，想办法逃到南京。清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对明朝官员广为招徕，实行一律录用的办法，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阻止明朝官员南下的趋势。 事实证明，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交替之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江北地区的原明官员和地主武装，纷纷起兵驱逐大顺势力后，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身上，而非入关的清军。 在众多支持南明政权的官宦、地主阶级中，河南巡抚陈潜夫的话最具代表性，他亲自跑到南京向弘光帝建言： “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部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城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 陈潜夫这番话说的言真意切，可惜，弘光帝一句也没听进去。 如果说，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阶级迫于形势，曾一度投靠大顺政权的话，那么江南的地主阶级则以远离斗争旋涡，而从外表上看似乎采取坚决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态度。 以史可法为首的南明明朝官员曾于四月初一誓师勤王，兵至浦口，先后起兵的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入龙，主事雷縯祚，浙江台绍兴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知县宋腾熊等，他们各发檄文，显示了与农民军势不两立的决心。 再来看看福王朱由崧其人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惊惶之余，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难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人又都不够理想。 潞王为明神宗侄儿，血缘关系稍疏，福王朱由崧为明神宗亲孙，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以服天下人心。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东林党人因与福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交恶，担心若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 但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数占优。淮安巡抚路振飞说：立贤则乱，立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 此外，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他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 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政权短命而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在杭州时，常命太监为他搜求古玩，指甲长达六七寸，还用竹筒加以保护，其人由此可知。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假使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相，其结果与福王、马士英没什么区别。 五月初三日，福王颁布了监国诏书，内容写得很有文采，行文对仗工整。此外，诏书中还列举了当时“所有应行事宜”30项。同一天，福王还颁布了哀悼崇祯帝的诏书，要求明朝官员军民于诏书到日，在本地哭临三日，以尽哀思。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诏告天下，宣布即帝位于南京，以明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 弘光政权的建立，使北方地区上自明朝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看到了国家统一的一线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复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仅未能利用可乘之机收复唾手可得的山东、河南地区，而且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失守了。不到一年工夫，以他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适当地推测一下也无妨。假如弘光帝是个有为之君，而马士英、钱谦益等人又都齐心协力，那么统一全国将清军赶出关外是大概率事件。无奈，江山社稷所托非人，想让弘光帝这么一个不成器的人来力挽狂澜，显然是难为他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只因古人一直遵循着重农抑商的政策。一开始，人们主要种植的是粟，那时候又被称为“稷”，可见有多重要。但随着农业生产的慢慢发展，小麦、水稻等主食开始走上餐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在春秋战国时期，朝廷官员为什么如此重视小麦的种植? 小麦有春小麦与冬小麦之称，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其栽培历史已经有一万多年了。先秦诗经《国风·王风·丘中有麻》有云：“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从这句诗中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小麦种植已经开始走向规模化以及扩大化了。另外，根据《晋书·五行志》的记载可知，南方原本是很少种植小麦的，直到汉代才开始由北向南推广。“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朝廷官员为什么如此重视小麦的种植呢? 只因小麦的种植是与官员政绩挂钩的，朝廷规定官员要规劝农户大面积种植小麦，否则就要被失职问罪。《礼记》记载：“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一个历史大动荡、大变革时代，连年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以及粮食的产量极低。《管子·轻重甲》记载：“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锺。”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这样一个思想，那就是“不生粟之国亡”，齐桓公就是在管仲的辅佐下发动粮食外交，使齐国成为了春秋霸主，真正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因此，如果官员再不作为，规劝农户种植小麦的话，恐将会造成粮食危机，或者国家灭亡。虽说，那时候的人们还未能将小麦磨成面粉，但通过蒸或煮制成不去麸皮的“麦饭”“麦粥”也是能果腹的。 最后，照例再给大家附上一首关于小麦的诗词，唐朝·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其实认真的研究下历史，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没有领土的概念，之所以每个朝代，都南征北伐，大多数都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一直到了清朝的时期，才有疆域领土的概念。可是自古至今，中国的领土一般都是向西扩张，很少向南方发展，这是为什么呢，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第一，自身受到威胁，领土的扩张都是被动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所有的战争，都不是为扩张领土去打仗的。基本上都是外部的势力，已经影响到朝廷的安全，才被迫不得不战。中原领土的扩大，都是打败对手，得到的战利品。如果没有外族的威胁，中国的朝廷也就失去了扩张领土的动力了，根本不会主动的去发动战争。 第二，明清两个朝代的疆域变化，是不同 明朝时期，中国的疆域其实一直处于缩小状态。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犯，致使朱棣不得已只能迁都，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守国门。明朝时期的领土扩张，相对的来说，十分的内敛缓慢，只有在朱元璋时期，达到了900万平方公里，此后明朝的疆域，一直在不断的减少，一直到满清崛起之后，当时的明朝疆域已经缩小到了只有3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京十三省”。 清朝时期，疆域比明朝大了很多。清灭掉明朝之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利用和蒙古族的关系，一举打败了硕特汗国、准格尔汗国，重新掌握了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到了乾隆时期，中国的疆域曾经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明清两朝，为何没有在南方，比如越南、泰国等地，拥有领土呢! 第一，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上文说道的，中国人从内心中，就没有主动掀起战争，争夺领土的意识。 第二，对明清两朝的实力来说，也有一定的欠缺，一个国家很难支持，一个大型的战争，长时间的作战，并不有利于自己的国内统治。 第三，地理位置的原因，东亚地区，平原比较多，适合用兵，并且西域地区，自古就有丝绸之路，是朝廷的很大的经济来源，因此不容有失，即使在难，也要取得战略要地。 南方则不同，一直被称之为蛮夷之地，山高林密，根本不适合打仗，经济交流也很少，不是战略的重要之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诸葛亮去世前后，刘禅为何连杀3位朝廷重臣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诸葛亮去世后，被刘禅下令处死的3位朝廷重臣，分别是刘琰、李邈、杨仪，其中杨仪有自知之明，知道刘禅有想杀他的想法了，自己就自杀了，省去了刘禅的动手步骤。至于刘禅为何要处死这3位重臣，实际上这就是刘禅的聪明之处了，刘禅可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小绵羊，人家是皇帝，杀伐果断，虽然整体上不如刘备，但是经过刘备和诸葛亮的调教，刘禅本身也不是啥善茬! 刘琰这个人，基本上可以算是刘禅的“皇叔”了，他和刘备很早就相识了，在蜀汉的地位非常高。当刘备还在豫州时，就已经征召刘琰为从事了。由于刘琰这个人和刘备同宗同姓，且善于交谈，所以刘备经常带着刘琰参与各种应酬交际，可以说刘琰在刘备集团的资格非常老，且深受刘备信任。由于刘琰属于刘备集团的元老人物，且又是刘禅的叔叔辈人物，所以刘禅最开始对刘琰其实是非常尊重的，封刘琰为都乡侯，之后又屡次给刘琰升官，最终升到了车骑将军的职位。 按理说刘琰地位这么高，刘禅需要他的支持，应该和他关系不错，为何刘禅会选择杀掉刘琰呢?实际上这件事情说起来完全是刘琰的问题，怪不了人家刘禅。 《三国志》：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刘琰和刘禅的仇怨都是因刘琰的妻子胡氏而起。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正月，刘琰的夫人胡氏进宫向太后祝贺新春，太后专门下令留下胡氏陪伴。这其实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因为自刘备死后，太后寡居宫中，十分孤独，而刘琰的夫人胡氏很可能与太后是认识的，两人聊得来，也就多相处一段时间了，这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是太后亲自下令刘琰妻子留下的。 可是刘琰这边却不依不饶，他认为妻子胡氏在宫中呆了一个月，肯定和刘禅有染，毕竟宫中就只有这么一个男人，于是逼问胡氏。子虚乌有的事情，胡氏哪里敢承认呢，又不甘心被刘琰侮辱抛弃，于是直接把刘琰这事给捅出来了，这一下刘琰可就倒了大霉了。你竟然敢怀疑皇帝和你的老婆有染，你这不是侮辱刘禅吗?刘禅脾气再好，那也不能让你这么侮辱吧?而且刘禅年纪多大，胡氏年纪多大，刘禅要啥样的美女没有?何必跟大臣的妻子胡搞?刘琰此举简直就是在侮辱刘禅的品味。 你说这种事情，你私下里瞎想想没人管得了你，可是现在这事被胡氏给捅出来了，那不就是逼着刘禅自证清白?刘禅不杀你，那不就是心中有愧吗?最终，刘琰被判在闹事中执行了死刑，而自此以后，大臣的妻子母亲入朝庆贺的习惯也被取消了。事情的最终结果是刘禅以雷霆手段判了刘琰死罪，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维护了刘家的权威。从刘禅的处理方式来看，他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一样，是一朵白莲花，人家也是有脾气的，有威严的。 看完了刘琰的最终结局，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事情，看看刘禅和胡氏俩人究竟有没有事情? 一、太后的命令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胡氏之所以留在宫中，完全是因为太后特意下令。所以说，刘禅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胡氏会留在宫中，胡氏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太后在一起的，女人嘛，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刘禅胆子再大，也不敢去太后宫中拿人吧?太后也不是吃素的，如果刘禅真有小动作，估计是瞒不过太后的。而从众人的反应来看，很明显，这事发生的几率极小。 二、诸葛亮还活着 胡氏留宿宫中之时，诸葛亮还活着，而诸葛亮本人，对刘禅的教育和管教是极为严格的，此时的刘禅根本不敢有丝毫松懈，哪里敢去触碰大臣的妻子?而且据史书记载，刘禅身边有很多诸葛亮的人，他们负责呆在刘禅身边，提醒警示刘禅，可以说，刘禅的一举一度诸葛亮都是知道的，所以说，刘禅和胡氏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事。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胡氏和刘禅之间应该是没事的，刘琰完全是在诽谤刘禅，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刘禅处死刘琰时，诸葛亮并没有出手阻拦，这咋拦?换成诸葛亮，估计也会弄死刘琰，太没眼力见了，瞎搞! 李邈原本是刘璋手下牛鞞长，刘备入主益州后，李邈投降，被刘备任命为了益州从事。之后李邈又多次升官，成为了丞相参军、安汉将军。原本李邈和诸葛亮关系还是不错的，不过在马谡一事上，两人产生了矛盾。街亭之战，因为马谡不听调度，被魏军击败，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功尽弃，所以诸葛亮想要诛杀马谡，以儆效尤。李邈为马谡求情，结果遭到了诸葛亮的拒绝，还被诸葛亮给遣回了蜀地，估计也是自此以后，李邈埋下了对诸葛亮仇恨的种子。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蜀汉失色，众人哀悼，刘禅更是穿着白色衣服为诸葛亮举行哀悼仪式，而就在这种时候，李邈不合时宜的提出了奏疏。 《华阳国志》：十二年，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书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 诸葛亮于蜀汉有大功，深得蜀汉人心，结果人家还在办葬礼，李邈就上书诽谤诸葛亮，说诸葛亮是弄国的权臣，希望刘禅处理诸葛亮，这让刘禅非常愤怒。虽说诸葛亮在世时，对刘禅非常严格，但那都是为了蜀汉的前途着想啊，如果诸葛亮真想要篡夺蜀汉，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可是人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汉贡献了一生的力量。这种忠臣怎能容忍别人亵渎?而且还是在葬礼期间!李邈此言，其心可诛! 当时的刘禅，对诸葛亮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对诸葛亮这个相父还是非常尊敬的，哪能容忍别人如此污蔑?而且当时的朝堂，刘禅其实还没有完全掌控权力，诸葛亮经营蜀汉这么多年，留下了大量的心腹，如果不严肃处理李邈，这些人会怎么想?一旦诸葛亮有罪的这种风声放出去了，那些手握重权之人，可是能够威胁到刘禅的。所以说，从刘禅处死李邈的做法来看，刘禅这个人还是非常看得清局势的，做起事情来，还是非常高明的。 杨仪之死，估计很多人都是比较了解了。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在临死之际，将兵权交给了杨仪，命令杨仪统军回蜀，而并没有将兵权交给魏延，实际上就是担心魏延一心北伐，并非司马懿的对手。且不说诸葛亮的这个担心正不正确，就诸葛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魏延给坑惨了。他明知杨仪和魏延二人不和，是死对头，还把大军交给杨仪，这不是逼着魏延有所行动吗?最终魏延起兵进攻杨仪，被杨仪诛杀。而杨仪领军回到成都后，原以为会受到重用，接替诸葛亮的位置，结果事情出乎意料。 杨仪回到成都后，刘禅虽然对他安抚有加，但是并没有把诸葛亮的权位交给杨仪，而是给了蒋琬。这让杨仪非常愤怒，经常私下里抱怨，结果他抱怨的事情又被费祎捅到了刘备那边，最终杨仪被废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 《三国志》：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其实从诸葛亮对刘禅的建议和费祎给刘禅打的小报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那就是这些人都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得那么伟光正，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杨仪自己嘴巴臭，乱说话。当他被刘禅宣布流放后，他并没有接受教训，仍然上书诽谤，言辞激烈，最终惹怒了刘禅，被下令捉拿，而杨仪也自知无路可逃，最终选择了自尽。 在处理杨仪这件事情上，刘禅其实做得还算是不错了，杨仪说的那些话，本身就已经是死罪了，但刘禅最终还是饶了杨仪一命，也算是刘禅的仁慈。只不过杨仪不知进退，仍然上书诽谤，最终获罪自杀，这可完全怪不得刘禅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严格来讲，唐朝的政体是三省六部一台运转堂。 三省是中书、门下、尚书。 六部乃尚书省的下设，分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下辖四司，总计二十四司。 一台是御史台。 具体运作是这样的： 中书省代皇帝制“敕”，也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书。军国大事、官吏任免等凡是需要皇帝下诏的，都由中书省来起草。中书省除正长官中书令、副长官中书侍郎外，有中书舍人六人具体负责文书诏令的起草。通常情况是，接到拟敕任务后，中书舍人每人草拟一份，称为“五花判事”。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从中选出最佳文本，补充修饰，呈送皇帝。皇帝画“敕”后送门下省审议。 门下省负责审“敕”。中书省起草的诏书经门下省审查同意后，才能交尚书省执行。门下省除长官侍中、副长官侍郎外，设有若干给事中，虽只是五品官员，却拥有对诏书的“封驳”之权，也就是可以将诏书退还中书省让其重新起草，甚至还可以涂改诏书，直接在诏书上作批示。中书省修改后，重新交门下省进行审核。 门下省过了，剩下就是尚书省了。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六部二十四司的主要作用，是将皇帝的诏敕细化为具体实施的政令，颁发下去并监督执行。 为了提高执行力，尚书省还设立了纪检性质的都省。诏令文书下达尚书省后，尚书都省会在其上签注收到日期，并根据其内容分送相应的六部诸司办理。六部诸司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拟定出具体执行方案，每种业务都有具体时限的，耽误或者延缓了，有相应的律法伺候。 另外，尚书省主执行，并不代表尚书省地位低，相反，唐初还加强了尚书实权，以尚书仆射为正宰相，让吏、兵两部尚书参预朝政。同时，尚书省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不便之处，仍可将诏书封还。 御史台呢，独立于三省之外、直属于皇帝的中央监察机构。其监察内容与对象，一是弹劾百官及政府机构；二是监督皇帝；三是监督百官朝班时的言行举止；四是参与司法审判，推鞫刑狱，对于遭申诉的疑难案件，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一起进行会审，称为“三司受事”。遇有重大案件，则由刑部与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 三省六部制将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离，通过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掌执行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一种组织严密、职权分明的中国式三权分立。这种运作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体制发展成熟的标志，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御史台的设立与功能的完善，对官吏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亦为大唐盛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遗憾的是，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统治方式的变更，三省制没有达到很好的执行，三省制走向了衰落，御史台也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派往地方的监察御史，逐渐演变成为了地方长官的领导者，特别是巡视边疆的监察御史长期停驻，逐渐成为了既可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又有用人大权的节度史，埋下了割据之隐患。安史之乱，唐室之溃，即由此而生。 更遗憾的是，唐之后，再也没有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的运作了。所以对后世也没啥影响，除了一些名称与概念遗留下来，政体的三权分立精神，亦成为大唐之烟花、历史之绝唱了。 明朝太监是如何控制朝廷运作的？ 在明朝中期后，太监的干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虽然明朝的太监没有能像晚唐那样，能扶立或废去皇帝，但明朝太监对于朝政决策的干预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由太监掌控的司礼监，拥有特殊的权力，并有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朝中出现了明朝特有的一些较奇怪的现象，有好几位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状态，不喜欢上朝理政，而喜欢以他们所幸趣的方式去满足各自的特殊爱好。或喜欢斗蛐蛐（如宣宗朱瞻基），或酷爱玩猛兽（如宪宗朱见深），或爱好炼丹方术（如世宗朱厚璁），或爱吃春药、爱女色（如穆宗朱载垕），或喜欢敛财聚宝（如神宗朱翊钧），或酷爱干木匠活（如熹宗朱由校）等，他们忙碌着玩他们所幸趣的，感到很过瘾，而不喜欢上朝理政。于是，这便让宫中太监有了可乘之机。因为明朝这些深居宫中，或忙于玩乐的皇帝，需要身边的太监来辅助他们，一是代理他们处理朝政，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皇帝“批红”等；二是需要太监来制衡内阁大臣，让司礼监掌印太监去制约内阁首辅等。 而正是皇帝需要太监辅佐，因而，明朝的太监便充分利用皇帝重用他们的机会，伺机揽权擅政。 明朝太监干政，有其特殊的权力和特有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代太监有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这是太监们借机干预朝政、擅自作决策的重要方式。 众所周知，“批红”原本是皇帝的特殊权力，是皇权至上重要体现，是皇帝行行使决策权的具体手段。皇帝正是通过“批红”来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对各部各衙门上奏的方案进行审批。 更重要的是，内阁所票拟的文件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阁臣们的“票拟”若未经“批红”，便成了一纸空文。 但是，内阁以及皇帝直管的一些机构上报的文件往往是比较多的，皇帝处理不过来，便让司礼监的宦官辅助处理，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代行“批红”的惯例，成了一种默认的制度。 而当宦官有了“批红”权，便有了代行皇帝决策的部分权力，进而也有了制约内阁的重要权力。 当皇帝懒政、怠政时，皇帝的“批红”权常被宦官所掌握，司礼监的太监代行皇帝的决策权，如由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或掌印太监代为阅览并“批红”，这相当于替皇帝作决策，这是干政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状况，那就是由于皇帝尚年幼（比如明英宗朱祁镇登基时才九岁），显然还不太懂得对奏章进行“批红”，这便让王振等有了可乘之机，英宗年幼时，有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辅佐，王振才暂时不敢干政，但在张氏和“三杨”去世后，王振便开始擅政了。 明中叶后，那些厌政怠政的皇帝往往长期不上朝理政，而他们又想牢牢抓住皇权，自然不敢代行“批红”的权力交给内阁大臣，但是，他们又不想理政，于是，便让他们身边的太监来代行“批红”。 而当代行“批红”的权力掌握在司礼监太监手里，司礼监的太监等于是代行行使皇帝的部分权力，也就是有权替皇帝作出部分决策权。如此一来，太监就有很大的机会可是干预朝政。 黄宗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他说：“宦官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去无几，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宦官，无奉行阉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明夷待访录·置相》） 显然，在黄宗羲看来，汉、唐、宋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干，而明代却有奉行阉官的朝政，朝中大权由宦官所把持着，朝政成了宦官的朝政，内庭的各方面权力皆比外庭优先，太监干政严重破坏了朝廷政局，造成畸形的专制和腐败。 第二，明朝太监掌握着上呈奏章、传宣御旨、核审盖印等各个环节，在大臣上奏和皇帝传旨的过程中伺机干预，拦截奏章上报，阻止圣旨下传，甚至矫改旨意或假传圣旨等。太监从这些方面进行干政，使朝中大臣很准应对。 明朝自宣宗时起，便大大加强司礼监的权力，而其中的一项权力，便是掌控着上呈和下传的政令传递途径。在大臣上奏章的过程中，在皇帝下传圣旨时，太监皆有机会在各种环节进行干预。比如，扣住奏章迟报、留住圣旨迟发，或者审核盖印时拖时间甚至矫改旨意等。 比如，太监冯保就曾扣下了弹劾他的奏疏，而这道奏疏是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授意御史刘良弼等上呈的，对冯保十分不利，因而被他扣下了。 第三，明朝太监代有权参与阁议，他们常常利用会同“三法司”审理案件的机会，干预案件的判决。 明代司礼监还有有一项特殊权力，他们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内阁会议，而当内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司礼监所派的代表不仅有权发表意见，而且，他们常常驳批内阁大臣的意见，甚至还敢逼迫阁臣接受他们的主张。 此外，司礼监的宦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权力，他们有权会同“三法司”审理囚狱，代皇帝行使司法权力。从英宗朝开始，皇帝便命司礼监太监同“三法司”堂上官审理狱囚。其实，太监拥有部分司法权力，这严重破坏了司法监察部门的审案、断案正常秩序，这成了酿成冤案的严重祸根之一。 第四，司礼监提督东厂、内行厂当特务机构，被拥有外派内官之外，还有一些特权，这严重地干扰内阁和兵部等正常行使职权，这也是太监干政的重要方式。 比如，司礼监曾派内官出外执行特殊任务的权力，与兵部同理京营军务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等。再如，司礼监拥有调派内臣的权力，而司礼监不但将内臣皆换成他们的亲信，而且，还指派宦官到一些要害部门去监视那些部门的官员。 第五，司礼监太监常被皇帝派去执行特殊任务，而执行任务时拥有特殊权力，太监便有了超乎地方官员，甚至超越朝中大臣的专门特权，这很容易形成太监干政的现象发生。 比如，永乐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三下西洋，表面看，这是太监领着船队出使各国，展开对外交流，但却被认为是郑和奉朱棣的密令，出洋在秘密侦查建文的踪迹，郑和在执行特殊任务，权力当然很大，当时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很敬畏，极力奉承他。若换成别的贪图权利的太监执行特殊任务，那么，干政一定是很严重的。 总之，司礼监因拥有“批红”和“掌印”等权力，便成了内廷的权力核心，成了与外廷内阁相牵制、相制衡的权力机构。 从制度的设置看，内阁与司礼监是皇权治理下的两个权力机构，它们共同分享相权，而每个部门都没有能掌握独立的相权。这方便于从中制衡，以此来巩固皇权，但是，这却造成了明朝太监干政的严重现象，造成了皇权专制集权统治的畸形发展。明中后期，皇帝疏懒怠政，沉溺于玩乐，司礼监得以做大做强。 而司礼监太监利用其特殊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后期的明朝成了大臣奉承宦官的王朝，最终导致明王朝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