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镜以监生的身份被被授为为福建长乐县县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升任直隶易州知州。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内迁为吏部员外郎。至此，田文镜已经历任州县官二十余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基层行政工作经验，而其本人此时也已经四十五岁，步入了中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迁刑部郎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改授监察御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命田文镜去巡视长芦的盐政，田文镜上疏说：“长芦的盐引（盐钞）缺额五万七千余，商人应该恢复原先的赋税，增收到原来应该收的数量。并且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开始实行，在长清等县运行。”朝廷下旨说：“增加征收虽然可以增加赋税收入，但是恐怕伤害了商人啊。”于是将这个建议在九卿之中议论。山东巡抚定议具题，如所请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田文镜就被提拔为内阁侍读学士。

康熙末年，黄河几次泛滥，大量农田被毁，加之不法官绅为害，盗贼猖獗，因而河南民不潦生，怨声载道，官府档案管理混乱，各种案件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调任河南布政使，很快升河南巡抚、总督。任内，以凡事“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为准则，大刀阔斧，“清理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所说积牍，即常年积压，得不到处理的文件、档案；所说宿弊，即官员多年的陋规、科派亏空、州县的逃税、隐匿土地等。由于这两项工作干得出色，所以才出现了“吏治为之一新”的局面。

主词条：雍正查亏

雍正初年，雍正帝就派田文镜清查亏空，在河南清理积欠时，他采取在山西实行过的"审追之法"，把已经查出亏欠钱粮的各官员汇集到开封，逐一严审，查明其在任所和原籍的财产，然后委员前往清查核实，令其变卖赔补。对于已经离任人员的亏空，也要追查到底。田文镜在河南雷厉风行的整顿立见成效，雍正二年（1724年）

田文镜政事干练，以铁腕闻名，结合清官与酷吏于一身。治理地方期间，治盗极严，辖境几乎无盗贼，同时督责诸州县清理赋收，开辟荒田，限期极严。

《清史稿》：“（李）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然当时谓卫、文镜所部无盗贼，斯亦甚难能矣。”

雍正最欣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三人，曾语两江总督尹继善，说当学此三人。尹继善回答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

雍正帝：①“忠诚体国，公正廉明。”②“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智，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田文镜自评：鞠躬尽瘁，愈加奋勉，虽任怨任过，刀具在前有所不避。

河南分巡按察使孙兰芬称赞田文镜：（到任河南以后）宣示圣天子德化而开诚布公，殚思竭虑。……为国计酌盈处之剂，为小民谋乐利之方，为属吏树表率…不市恩、不避怨，

著作有《抚豫宣化录》、《钦颁圣谕条例事宜》（与李卫之作合为《钦颁州县事宜》），曾主持编修《河南通志》。他的部分奏折收在《朱批谕旨》中。

雍正五年（1727年），当田文镜在河南发现贡院问题后，河南官员纷纷建言：您来河南六年了，“事无巨细，有未便者即请诸朝”，不知理顺了多少事。贡院是“抡才（选拔人才）重地”，“非择善而迁焉不可”。有了舆论支持，田文镜即着手选择贡院新址。不久，他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城东北角、铁塔南边的一块空地。

田文镜看中开封城东北角，大约有接续前代文脉之意。古代建书院、贡院，都很注重选址，选择具有自然灵性的地方，田文镜也很深信此道，他请术士前来察看，术士们说得玄乎：此地“是为辛亥之龙”，居奎宿和璧宿之间，“紫薇垣在乾，文昌宫在巽，且铁塔正当天禄，而魁阁恰在离明，洵称吉地。”田文镜虽以苛刻闻名，但办事其实很有章法。贡院迁址这样的大事，本来可能有各种阻力，在决意兴建新贡院后，他先赢得舆论支持，再为新址造势。化解各种阻力于无形。那块近两百亩的空地，当时其主人只叫价一百多两银子，田文镜二话不说，“如数许之”。

田文镜指派开封府

《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钦定八旗通志·人物志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