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原名韦毓梅，笔名姜平，江苏盐城人。民国15年(1926年)，孙兰入上海启秀女中就读，高中时是学生会的活动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她积极组织救亡活动，带领同学去南京请愿。从此，她在校内组织了一批同学阅读进步作家的著作，带领她们向校内一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高中毕业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与同学一起讨论如何对待压迫的问题，她极力抨击面对压迫持消极厌世态度的“出世哲学”，主张反抗压迫的“入世哲学”。民国22年五一劳动节，在南市体育场因参加社联活动被捕，后被保释出狱。

民国23年，孙兰赴北平转学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担任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民国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孙兰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上海，以中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但用很大精力投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做女学生工作。还给当时进步刊物《妇女生活》编写“不是家书”专栏，传播革命真理。

创办用上海方言写的针对女工进行宣传的刊物《小姊妹》，对于提高女工的抗日爱国觉悟起了很大作用。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积极从事抗敌后援工作。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孙兰在许广平领导下，先后负责主编《上海妇女》与《妇女知识丛刊》两个进步妇女刊物，用隐蔽形式出版，继续发动妇女投入抗日活动。民国27年冬，孙兰作为上海妇女界代表，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所组织的“上海民众慰劳团”，秘密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返沪后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四军腹背受敌仍坚持抗战的精神，扩大了新四军在上海人民中的影响。

民国31年春，孙兰进入苏北解放区，历任苏北盐阜区涟东、建阳等县文教科科长、华东五分区专署文教处处长、苏北妇联筹委会主任、淮安县县长等职。担任淮安县县长时，深入实际，除奸救贫，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个女“县太爷”。从1952年至1958年，孙兰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

1959年至1964年，孙兰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为提高上海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在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制订了《中小学工作条例》、《中小学学生守则》等一系列文件，使上海的中小学工作有章可循。她坚决抵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偏见。孙兰的领导作风给上海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孙兰被连续批判、游斗达一百几十次，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4月8日，孙兰被迫害致死,时年55岁。1978年11月得到平反昭雪。

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在接见上海市部分领导干部时握住孙兰的手，诙谐地对一些领导干部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①听总理这么一说，她有点不好意思，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个被总理称为“父母官”的人，就是在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曾担任过淮安正、副县长职务的孙兰同志。

淮安有些老百姓以为，共产党的县长一定是身高力大的红脸汉，腰上挎一支驳壳枪：可见了面，县长却是位端庄秀气的大姑娘。

新县长上任不久，淮安县政府的天井里挤满了许多老百姓，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县长判处一个人的死刑。“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的棉袄，许多残废人手里拿着‘杀死汉奸’的小纸旗。一个年迈的瞎子跪在地上举着手臂，同样要求把那个曾给他带来不幸的人就在今天执行枪决。”②“我们要县长答复!”老百姓高呼着，过了一会，不知谁说：“县长来了!”

老百姓顿时欢跃起来。他们没想到共产党的县长这么容易见。他们还猜测共产党的县长，一定是个身高力大的红脸汉，腰上可能还挎支驳壳枪。可见了面，县长却是位端庄漂亮的大姑娘。她个子不高，穿着新四军制服，短黑的头发很精致地盖在军帽里。

“你就是县长?”“对!我就是县长。”被群众围着的孙兰，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她接着又问：“你们信不信咱们的政府?”“信!信!”“那你们就应相信政府一定会公正处置他的。这是民主政府，你们可以来伸冤，这是你们的权利。现在，你们告诉我姓高的犯下什

女县长孙兰，原名韦毓梅，小名小梅子，盐城秦南镇刘村人，7岁随父母离开盐城。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读书，思想进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发动学生写文章，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使东北沦陷和杀害胡也频等进步作家的丑行，并带领学生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又当面向宋美龄痛陈国难，呼吁抗战。1939年春，她在复旦大学参加“左联”，与我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同年5月1日，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部署，她组织学生到上海南市体育馆听取宋庆龄的演讲和筹备示威游行，不幸被警察逮捕。

她被捕后，因警察没有搜到“罪证”，加之她那个当国民党律师的父亲暗中活动，不久便被释放了。出狱后，不便在上海活动，她便毅然离开了官僚地主家庭，考取了清华大学。在清华读书时，她和蒋南翔等人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队”，先任“社联”组长，继为团支部书记，兼任《清华周刊》编辑。1935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清华大

孙兰在淮安工作期间，与她一起共过事的同志都知道她出众的才干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她贯彻党的政策坚决认真，办事果断迅速，雷厉风行。平时，她很少蹲“衙门”，经常穿着一件红衣服，背着～个挎包到处跑，因而赢得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们说“共产党，人才多，文武双全，‘红衣姑娘’，当县太爷”③。地方上一些士绅遇到难事也都愿意找女县长解决，因为女县长讲政策，对他们不强迫，不摆架子。他们背后称赞她“能力强，水平高，年轻有为”④，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1946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孙兰在城里召开了有两千多名妇女参加的纪念会。大会上，孙兰号召妇女：“我们婆妈要组织起来，团结得紧紧的，搞生产，学本领，跟男子汉一样能做主，将来照样做市长、县长、省长，代人民办事，要大家看得起我们妇女。”⑤在这个会上，选举成立了县妇女联合会。会后，妇女联合会又组织了许多纺纱小组，纺纱织布，发展生产。

1946年11月2日，国民党军队洗劫了淮安顺河区

1947年1月，孙兰调离淮安后，任华中五分区专署一处处长，江淮区宣传部宣教科长等职。中国解放后，又担任过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她的地位变了，但她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没变，对自己以及子女的要求更高了。

孙兰有三个孩子。她的儿子小平上小学那年，按地段划分该进一所全日制重点小学，保姆已帮着报了名，但她知道后，硬是把儿子转到一所半日制小学。小平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上海外国语学校照正常手续招收他去就读，被孙兰阻止了，理由是：干部子女不允许有半点特殊。她的女儿小兰读中学时，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记述了妈妈在德、智、体各方面怎样关心、教育孩子和怎样以身作则的事情，上海《少年文艺》准备刊用，孙兰为了支持刊物的工作，同意发表，但不能用孙小兰的名字发表，以免别人知道这位“妈妈”是谁。

有一年，由于刮“共产风”，保姆的家乡安徽发生饥荒。孙兰知道后，就主动把保姆的五岁儿子接到家中抚养，象对待亲儿子一样。就这样，保姆母子二人，一直和孙兰生活在一起。孙兰对保姆十分尊重和爱护，以至当时有人认为她们是亲姐妹。但她们也红过两次脸。一次，保姆见家里毛巾破了，就去外面买了两条。孙兰从内部文件上知道毛巾要提价，于是硬

孙兰在上海担任教育局长时，林彪的老婆叶群曾挂名当了副局长。她看不惯叶群的所作所为，便批评她“不干工作”，加之孙兰又公开说过“陈伯达确曾自过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便首先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孙兰受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是难以言表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竟被连续拉去批斗了一百几十次。那些日子，她随时都可以被人关押，乃至严刑拷打。有次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头肿得象小斗一样，连熟人都认不出她来。尽管这样，孙兰还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气质。上海在“一月夺权”后，搞了一个“电视批陈(丕显)曹(荻秋)”，孙兰也被拉去陪斗。在批判一位领导同志的“罪状”时，她毅然地站出来说：“这件事是我干的，责任应由我负责。”她这样挺身而出没有考虑会遭致什么结果。事后，她的女儿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回答：“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做人应该这样。”据孙兰的子女回忆，那一年，他们从一个流着泪的好心人那里得知：1967年12月26日晚上，造反派在举行了庆祝仪式之后，把孙兰关进了小房间。房间四周站着打手，你一拳，我一脚，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孙兰发现自己伤重，主动要求将她隔离，因为她怕自己的累累伤痕给

孙兰就这样地辞世了。她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一篇悼文中意味深长地说：“孙兰会那样死，成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四十五年或四十前，我是绝对没法梦想到的。……你把我引上了这条路，而你自己却惨不忍睹地死在这条路上了……但是你也象那些在前线牺牲的八路军同学一样，流了血。他们的血换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而你的血换来了什么?只换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将涸的眼泪么?我很希望再能换来些什么，换不到别的，换来人们的心里动一动想一想就好了，我不知道好些青年人很硬的心能不能动，能不能想。”⑧是啊，但愿我们每个知道和不知道的人，现在都能好好地想一想。

注释：

①见1985年上海《妇运史资料》第一辑第3页

②见1946年2月21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③④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论文选第5页

⑤见1946年3月18日《盐阜大众》二版

⑥见1946年11月13日《盐阜日报》一版

⑦见1946年11月1日《盐阜日报》一版

⑧见1980年1